梁山伯祝英台 故事原文（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原文）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从2004年人均每月700元提高到今年年初的1721元。

根据所属区域的历史价值，进行分片区或保护型开发建设，显然应是中国当前各个城市政府急需纠正的倾向。远离城市的农村，由于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加之大量青壮劳动力留在城市，经济发展严重落后于城市，呈越来越严重的边缘化倾向。

城市沿中心区密密麻麻、严丝合缝地向外摊开，导致城市功能混乱、人口无序、交通和环境拥堵。这个长效机制包括：第一，因循公众意愿制定的符合"精明增长"原则、由政府严格执行、不得任意更改的城乡规划。但是当城市规模很大时继续无边缘的发展，也必然带来交通、环境、住房、社会治安上的诸多问题。最后要提及的一点是盲目招商引资和乱上大型项目。实际上，任何建筑物都属于过去劳动的成果和社会财富积累的一部分，如果建筑物还不足以危险，最好的方式是进行加固和修缮，既可以维持其历史价值，又可以保存好这一社会财富。

对于拥有很多文化历史建筑的城市，大拆大建意味着对城市历史风貌的不可挽回的破坏，新建筑也不意味着财富的创造。与"摊大饼"同时发生的中国特有的城市化现象，还有普遍的大拆大建，不顾损毁历史风貌。观点二：改善社会公平的最优先考虑应该是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 仅就收入调节这一环节而言，至少有四件事需要去做：保障弱势群体生活底线。

但分配差距激剧拉大，恰是在劳动力与土地市场化、定价权几乎完全由资方来确定之后的事。不拥有房地产或仅拥有自住房产的个人，是被资本市场排斥在外的。随后的修宪，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以及《物权法》的通过，更是直接体现了资本集团地位已经上升到了具备表达其利益诉求与议价的渠道和能力。奥尔森系统分析了利益集团形成及其内部运作，其突出贡献是分析了利益集团存在的条件。

四、治本之道是需要一场社会保护运动 当前，中央政府正在将已经出台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进行细化，然后将责任落实到各部门，试图通过此真正扭转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但即使如此，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迅速增加，政府必须要转变职能重点。

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企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其利润不再由国家财政统一支配，所承担的安排就业、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等公益性任务也相继剥离，国企几乎也在遵循市场规则与资本逻辑。看来，民营化至少不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这点可以确认。包括波兰尼批评过的劳动力与土地市场化，被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远远不够。一些城市供水系统和供热系统市场化、民营化后的结果几乎都如此。

为此，政府必须主动控制市场扩张的限度，保护社会免遭市场的侵犯。从一般理论看，与农业时代劳动力是最重要生产要素不同的是，现代工商业经济增长更多依靠于资本投资。我们都知道，在经过进步时代之后，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发达国家，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划分一般应该是：政府目标函数是全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效率问题主要由市场有秩序运作来保证。至2006年，美国与欧盟等国资本都建立了在华商会及其在中国各核心城市的分支机构。

房地产利益集团是近年来中国经济政治领域最令人瞩目的强势利益集团之一。在各种舆论中，政府官员对社会不公平的批评和抱怨更是火上浇油。

而要在很多人中间要形成统一意见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实施有效的监督远非轻而易举。必须区分开收入差距与社会公平两个概念。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各级政府对跨国资本投资的渴求，使得跨国资本随时都可以退出相要挟具有单方面的强势地位，并反过来以此强势地位影响政府决策。美国进步时代的历史则表明，只要政府采取了约束资本、保护民生的旨在促进平等的社会政策，是可以有效解决分配难题的。2003年10月，英国政府最后决定，废止铁路改革法案，从私营承包者手中收回所有铁路维护权。第二是通过组织在华商会，集体表达自己的利益。收入分配改革因其是最直接的利益格局调整，容易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即通过国有资本预算管理国企利润，而不是简单确定一个国企利润分红比例。

人数少一方面意味着单人的影响力将会相对提高，另一方面还意味着由个人行动问集体行动过渡的成本大大降低。一是要尽可能早地保证获得广泛和持续的支持。

特别是养老保障与医疗保障有了长足进步。中央财政三农累计支出4.47万亿元，年均增长23.5％。

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现了制度全覆盖，各项养老保险参保达到7.9亿人。于是，工人和农民中酝酿着愤怒情绪及跃跃欲试的战斗欲望。

即职能重点不应该再是直接抓GDP增长最快化，而应该是抓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这种掌勺者多占现象让老百姓十分不满。更让公众难以接受的是，由于私营公司重眼前收益，轻安全性与战略性投资，造成铁路安全事故频发。但1999年后，经营每况愈下，最后资不抵债，负债总额高达33亿英镑。

他们认为，他把共产主义带到美国，并且把他的名字改为斯大林·Delano·罗斯福。但还有一种更恰当的思路：把国有企业的利润作为公共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与税收和其他公共财政收益一样纳入统一的预算管理。

不仅很多网民表示数据与主观感受有距离，就是主流舆论及经济学者也不相信。民营化能否解决问题？不可否认，目前发达国家上述部门的确大多是私人部门，但不能由此想当然认为我们也可以把国企民营化。

而政府也完全可能要么因为原来的方案本身受到干扰，或者原来的方案已与变化了的形势不太适应而改变原来的方案，其结果，不仅使政府出台的这项方案失效，而且更严重的是使政府因为丧失公信力而使得调整分配格局能力不断下降。而且有的甚至就是政府部门本身。

他称之为特殊利益政治问题（special -interest political）。中央政府出台任何一项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于自利的既得利益集团总会试图抵消政策对他们造成的损失。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情况下，围绕某一目标，一项一项地渐进出台改革方案，越到后来，预期上给反对者压力越来越大，而时间上也给了反对者充分酝酿并采取行动的机会，所以很可能导致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并最终终止改革。所以，要发起社会保护运动的前提，也可能是需要一场类似当年真理标准大讨论那样的思想再解放。

在这些人眼中，他们自身所处的在中国改革中率先富起来的阶层，不仅不是既得利益者，还是受既得利益者之害的群体。政府通过指导性政策一直在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特别是低收入者收入比重。

为了顺利推进改革，最大限度克服改革中可能遇到的阻力，整个中国改革的思路就是在存量不动的情况下，先在增量上做文章，或者说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思路。也正是从追求共富的意义上看，与强行抑制高收入者收入相比，更应该把尽快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摆在优先的位置。

民营化后一些企业效率的确有提高，但民营化过程中同样出现大量国有资产流失，民营化后企业高管与员工收入差距急剧拉大。与35年前的思想解放相比较，这一轮思想解放应该有自己的特色。